清“咸同中兴”时崛起的湘军，带给湖南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不但造就了文化和人才的兴盛，而且还给并不富庶的湖湘各地带来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主要经由军功换来。湘军浴血奋战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运动，收复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理所当然会获得朝廷的大量封赏。毕竟加官进爵和赏赐财物，历来都是君王笼络臣下的一贯手段，不少湘军将领也因此位列封疆、位极人臣，跻身于当时社会财富的主要掌控者行列。同时，战时掠夺也让不少中下层将士攫取了大量财富。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就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这些场景，尤其重点提及了曾国荃部攻下天京时的军纪散乱，“傍晚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意思是军中无名小卒也奔城内搜括抢夺而去了。王闿运在《湘军志》甚至举出实例，直言曾国荃部到了后期，壮丁“争求从军，每破寇，所虏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记”，“人人足于货”，官兵常常置备竹筐来承装虏获财物。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大概也是曾国荃“吉字营”战斗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吧?王闿运如此毫不掩饰，所以后来一直遭到曾氏兄弟冷落。

　　山农为主的湘军将士得到这笔财富后，大多都露出了小农原形，衣锦还乡后忙着买田地、建豪宅。从常宁存留的古民居来看，不少都留有当年湘军的深深烙印。以常宁最有名的庙前中田古民居为例，当地传奇人物李世文就是湘军唐训方“训字营”中的一员猛将，后来英勇战死沙场。清《同治常宁志》“本邑在训营阵亡员弁勇丁”名单中，李世文名列第七，堪称“训字营”第七烈士。

　　对于李世文等阵亡将士，同治年间安徽巡抚、“训字营”创建者唐训方曾深情撰文回忆，称之为“同泽同袍士也”。回忆往昔并肩作战的场景，谓“雪花如掌，堕指裂肤；火云在空，汗染重甲。”念及他们“共尝艰苦，不获生还”而感慨系之，曰：“茫茫大千，真成泪海……”

　　这个源于明代军屯制度的村子(据当地李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为明代千户，明永乐二年由茶陵屯守桂阳州时落籍于此，迄今已600余年)，如今已是中国传统村落。村中仍陈列有两柄铸铁大长刀，村人皆认为是李世文当年习武所用，两倍于常人身长，重七八十斤，一般人根本举不起来，而李世文却可以舞得行云流水。所以，天生神力、武艺高强的李世文，英勇善战的事迹一直被当地人口口相传，至今仍是村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湘军将士多为同乡、同族，当年村中肯定有很多李姓族人追随李世文一同从军。结合如今村落中遗存古建筑多为清代中后期建成的事实来看，这确实是令人浮想联翩的。

　　相较庙前中田古民居，胜桥大茅坪崔氏老屋与湘军的渊源就要紧密得多——因为这里是唐训方祖母的娘家、唐训方父亲唐先璆(名棣林，号花圃)的外婆家。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常宁教谕崔瓒在好友、传奇风水大师萧洪治(即萧三式)指点下，与族人择址于此聚族而居。而崔瓒的元孙女，就正是唐训方的祖母。

　　湘军“训字营”的缔造者唐训方自幼就常随父亲来此走亲戚，与这里的舅公、表叔、表兄弟感情十分深厚。当年唐训方为舅公崔逢原夫妇写的合传、为表叔崔世维夫妇双双七十大寿时写的双寿序、为表兄崔文澜写的祭文等，目前都仍保存于世，今读之仍可感受到其中的情真意切。如在表兄崔文澜去世后的祭文中，唐训方就深情怀念了二人往昔品茗读书的情景，称“相与煮茉莉茶，携手登观稼书楼，拨闷消烦……”

　　跟随唐训方从军的崔姓族人不少，不乏官居五品、四品者。加上唐训方曾任安徽巡抚，这批人因此也多在安徽为官。崔氏族谱中同治时期的崔文灿、崔相清、崔得喜等人，就都是安徽地方官员。其中的崔相清，还一直跟随唐训方到了直隶州任职(唐训方后任直隶布政使)。因此，他们回乡建居所时，势必会带来一些徽派风格。从如今大茅坪崔氏古民居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来看，有着非常明显的“徽州三雕”特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想必当年的施工队伍中，一定是有大量安徽工匠参与其中的。

　　位于水口山镇的独石李氏宗祠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与湘军的关联则更加直接——当地李氏自明代洪武年间由江西吉安泰和县移民而来，到了清代咸同年间突然达到人文鼎盛高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族中有大量的精英投身到了湘军行伍。

　　据粗略统计，清咸同时期的独石李氏有二品总兵衔1人，巴图鲁名号花解参将1人，赏戴花翎、四品都司1人，赏戴蓝翎把总1人，文童将军(即武秀才)1人。其中的赏戴花翎、四品都司李孝隆至今仍是李氏族人心中的传奇人物。按《清实录·同治朝实录》的记载，李孝隆为湘军刘锦棠部的中层将领(都司)，一路跟随刘锦棠平定西北回乱，在西宁府城解围战中一战成名，被授予“巴图鲁”(即满语“勇士”)称号。即“以甘肃西宁府城解围。赏道员刘锦棠白玉翎管一支……都司张俊、杨锦棠、张得昇、刘长其、李孝隆、彭秀文、巴图鲁名号。”

　　独石李氏族谱中，太学生(清时太学指中央学校国子监，太学生即监生，为秀才中的优秀分子选拔而来)李孝文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撰写《祠堂记》，称“余族原有老祠建于古塔寺侧，规模狭窄，同治年卜地于刘师公塘侧复建新祠。”可见李氏宗祠建于清同治年间，这与当时独石李氏家族的兴旺和财力的雄厚是不无关系的。

　　总体来看，湘军将士们的飞黄腾达，确实是建立在失败的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运动及其失败者的尸骨之上的，充满了杀戮和血腥。但这些湘军将士，其实也是在时势造英雄的时代背景下，由厚积薄发的湖湘文化造就的三湘隽士——如今回首他们顺势而上创造的历史奇迹，似乎已经与曾国藩、左宗棠、唐训方等为代表的湘军儒将的集体文化亮相，以及湘军将士们遗存的这些古民居一道，都成了那个行将没落的古老帝国的最后一丝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