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志良

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阳光火辣辣的炙烤着大地，水泥坪上也没有遮阳的地方。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口排出了一条长队。他们有的取下头上的草帽在扇着风，有的则索性钻进了拉粮的板车下，但头上仍不时有密密的汗珠冒出来。那是年少时随父母到粮站“交公粮”时的情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很多年，但那一幕幕场景仍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

那时候，家乡农田都种早、晚两季。每年“双抢”过后，新稻谷收回、晾干，还未进仓前就得把粮食交到粮站。公粮分为征粮和购粮两部分。征粮没有一分钱，购粮则按亩计算，由国家定的价格收购，但结账时必须扣除农业税、农田水利费、教育附加费等。至于交多少，村干部会按政策计算好。他们也会在合适的时间，挨家挨户去发通知单，通知村民什么时间段去“交公粮”，不能逾期。那张单子上既记载着各家的人口和田亩数，也精准核算了该年应该上交稻谷的斤数。

老家罗桥是常宁有名的“粮仓”，田、土、山都相对较多，因此每家每户所要上交的粮食也就相应多些。当时，村民分得的水田既包括田垌中的良田，也包括山冲里的梯田。我家五口人，每人分得的田、土、山都超过一亩，加起来大概有六亩左右。印象中，我家每年上交的粮食都得超过1000斤。如碰上收成好的年份，家里粮食就交得多点，父母能领回一点钱。如碰上收成不好的年份，家里粮食就交得少点，父母则需带钱到粮站结账。

我随父母曾不止一次到常宁马桥粮站交过粮食。最初的一次是在80年代末，那时家里还没有板车，父母得用自己的肩膀把粮食挑到粮站。印象中，天还没亮，父亲就得备好两副扁担和箩筐。大箩筐，装得很满，由父亲挑。小箩筐，装大半筐，由母亲挑。那时候，父亲30多岁，虽然还年轻，力气也挺大，但挑个百五六十斤，走七八里路到粮站也得“歇好几肩息”。记得父母那次去粮站时，也早早叫上了我，他们吩咐给我一个看守粮食的任务。当然，我也乐意去，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后面，那时候全然没有顾及父母的辛劳，只是惦记着在交完粮后，要他们给我买根冰棍或几颗水果糖“犒赏”一下。

此后几年，家里“交公粮”开始用板车拉，那时我已经10多岁了。把粮食用化肥袋子装好，抬上板车后，父亲在前面使劲拉，我和母亲则在后面用力推。那种艰难行进的场面，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心酸。再后来，每个村子都铺了水泥路，父母送粮就开始雇拖拉机来拖了。装完车，我和母亲坐在拖拉机前排，父亲则坐在后面，防止装稻谷的袋子从车上掉下来。虽然依然要经受太阳的炙烤，但还是比此前肩挑手拉时轻松多了。

印象中，每次到达粮站，都是人头攒动，被围得水泄不通。等到轮到我家时，父母把早已卸下的一袋袋稻谷轮流搬到大磅秤上去称重，我则在原地看守。那时候，粮站工作人员很神气，似乎对收与不收拥有绝对的权利。他们拿着一把中间有个长槽的锥形的尖刀样的东西，往装稻谷的麻包或肥料袋子中刺进去，进行抽样检查。拉出来时，那槽里便带出了一些稻谷。掺没掺杂物或瘪谷一眼就能看出来。检查是否晒干，他们则另有办法：从槽中拣两颗谷子放嘴里磕一下，如果咯吱响就说明合格。反之则不合格，他们就会拒收。交粮的农民还得打道回府，晒干、车干，下回再来。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乡亲都很淳朴，重新拉回去再来交的情况基本没有见过。

最后一次随父亲去“交公粮”是2001年。那一年，我高中毕业，考上湘潭师院。面对3000多元一年的学费，父母开始犯愁。看着父母每天板着的面孔，我也始终高兴不起来。好在当年田里的收成还不错。如果卖掉家中粮食的三分之二，再借点钱也能勉强让我入校就读。但不如人愿的是，当年我们还得去粮站“交公粮”，这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粮食得上交给国家。在粮站，当父亲把一袋袋粮食搬上磅秤时，我五味杂陈，心想，政府要是能取消这个政策该有多好！如若这样，父母为我的学费就不会如此为难，也不需要到处去求人，东借西凑了。

一缕春风拂大地，各地农民笑开颜。果不其然，从2004年起，农业的春天真的来了。国家在这一年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粮食直补。当直补资金通过涉农补贴“一本通”发放到父亲手中的那一天，他不知有多高兴了。记得那时，我还在读大学，他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宿舍，说：“过去都是村里、镇里三番五次催我们去交农业税，去粮站交粮，现在种田还可以领到补贴款了。今年，我们家几亩田，也领到了政府好几百哩，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我在电话那头连连称是，父亲则哈哈地笑出了声。

此后不久，国家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从此，我随父母到粮站“交公粮”的那段历史便成为了永远的回忆。